钟杨：科学哲学、政治科学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政治学，或更严格地讲政治科学，无疑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既然政治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又是科学的范畴，我们就有必要讲清楚政治科学的本质和属性。同其它社会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一样，政治学目前在国内正迅速发展。但在我国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的理解和定位还有许多混淆和不清楚的地方。首先从科学的哲学说起，可以触及到科学的思维与逻辑方法，并将科学的思维与逻辑延伸到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本质就是发现和解释事物间的差异与不同。通过回答事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诠释论与科学逻辑的关系、政治学本土化等问题，让我们认识到，只有承认社会科学（包括政治科学）的普世性，才能正确把握和回答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将中国社会科学推向世界，为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

科学的哲学；政治学；社会科学；诠释学；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政治学，或更严格地讲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无疑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既然政治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社会科学又是科学的范畴，我们就有必要讲清楚政治科学的本质和属性。同其它社会科学学科和人文学科一样，政治学目前在国内正迅速发展，从事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攻读政治学的博士生也大幅增加，政治学研究的期刊日趋增多。但在我国政治学界，对政治学的理解和定位还有许多混淆和不清楚的地方。比如，政治学的学科属性到底是什么？政治学研究可否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量化研究与非量化分析之间的关系？要想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从科学哲学说起。

一、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科学的本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科学的思维与逻辑方法和科学的意义。科学哲学其实就是研究认知论或认识论的问题（epistemology），通俗说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Epistemology源于希腊“知识”一词。与知识相对的是“意见”(opinion)。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带有客观的含义在里面。

我们人类知识的获得无外乎有三种途径。第一是被告知的或是学习到的。有人研究说，这一类知识占我们所有知识量的95%。这些知识或是我们从书本上获得的，或从其它媒介（包括电视、报纸和互联网）获得的，或别人告知的。人类天生有好奇心，有知的欲望。当然有些人的好奇心会比其他一些人更强一些。人们获得知识的另外一种途径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比如，我们有的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不知道火是烫的，可以烧到我们。有一天他玩火柴烧到了手指，从那时起他知道了火是能烧痛身体的。还有我们有些时候会被别人骗，被骗之前不知道，事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吃一堑长一智”。第三种获得知识的途径是我们通过研究，做实验。虽然有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通过这个途径获得知识，但通过这个途径获得知识的主要人群是专业搞科学研究的人员，这其中包括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我们从事的工作就是发现（discover）知识和真理或事实真相。

人类（当然包括学者）在知的过程中由于犯错误而造成没有获得真实的知识。经常犯的错误包括：获得错误信息；不准确的观察；选择性观察；以点带面；非逻辑推理；以及自我膨胀。获得错误信息很容易理解，我们现代社会虽然信息非常发达，传播信息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接触到的许多信息是假的，不真实或不完整的。如果信息是不真实的，那么结论通常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做研究的前提是获得正确和尽量完整的信息和知识。不准确观察是人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我们周围的环境，对人和事物有错误的观察。我们不准确观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观察得不全面，有的是客观原因，有的是主观原因。主观原因往往是我们观察时带有主观的偏见，进行了有选择的观察。我们经常说“眼见为实”，但我们亲眼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正确的和真实的，魔术师骗的就是我们的眼睛。眼睛是受大脑支配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比如，在美国许多人有一种误解，认为墨西哥人懒惰，工作不勤奋。如果这样一个美国人去访问墨西哥城，发现有许多墨西哥青年人大白天在十字路口三一群五一伙聊天，没事干。他很容易得出结论，墨西哥人就是懒，不愿意工作。其实，如果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些墨西哥青年人是在路口等工作的机会。如果有雇主想要找短工，他们会去路口找这些人，谈好雇佣价格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以点带面更是我们观察客观世界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地域歧见（stereotype），看见一两个某省人做了招摇撞骗的事情，就说所有该省人都是骗子；看见几个某市人花钱小心，就认为所有该市人都小气；等等。地域歧视当然不是中国的特产，许多国家都有，基本都是以点带面的思维逻辑造成的。非逻辑思维也是造成获取错误信息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会进行逻辑推理得出一些结论，推理的根据是基于常识或经验。比如，下过雨后气温会有所回落；下雪过后打车会比较难；等等。但我们经常会犯逻辑错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赌徒的心理，赌徒总认为他赌的下一把会赢，尽管他前面已经把全部赌注或绝大多数赌注都赌输了。人们在错误地认知事物或世界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太过于自信或自我膨胀（egoistic），总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自己获得的信息总是对的，自己的推理总是对的，自己得出的结论总是对的。特别是学者不能犯这个错误。但很可惜的是我们许多学者经常由于过于自信或好于面子，将学问做成了宗教（即一种信仰），造成学术研究没有讨论的余地，非黑即白。笔者认为优秀的学者首先要养成怀疑自己研究结论的习惯，社会科学或科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任何研究都可以证伪，不能让自信或面子成为我们客观科学研究的拦路虎。

为了避免上面这些认知的错误，人类一直在寻找最佳的认知方法。最早研究认识论问题的学者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毕生追求知识和真理。但知识论或科学哲学真正的发展是在15、16世纪科学革命之后，特别是20世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一般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传统的“诠释学派”(hermeneutics)，另外一个是“实证学派”(positivism)。诠释学的主要诉求是人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认识和解释世界和社会现象。诠释学也发源于古希腊，但现代诠释学的发展是在15、16世纪基督教改革（Reformation）之后，那个时候诠释学集中探讨如何理解和解释基督教《圣经》。在用诠释学解释《圣经》之前，一般人都是从字面意思理解《圣经》的内容，诠释学派研究《圣经》的学者认为，我们应该从《圣经》当年写作或形成的历史、政治、经济环境理解《圣经》的内容，而且要将《圣经》看成一个整体，不是光从语言学的角度，支离破碎地研究和解释《圣经》。后来诠释学应用到了许多其它领域，包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解释，其宗旨就是，我们在解释社会现象时要强调事物发生的背景，其发生的历史和社会环境，否则我们无法正确解释和理解为什么这个事物或事件会发生。诠释学派也可以被叫做“特质性”研究(idiosyncratic approach或idiographic approach),顾名思义，“特质性”研究强调事物的特殊性和事物之间本质的不同，是就事论事的研究。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和人文学者采取这样的研究路径。但也要指出的是，虽然传统上历史学家基本采用诠释学或历史学(historicism)解释历史现象，但最近一些年历史学界也兴起了科学学派，即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和视角研究历史现象，将历史现象分门别类，追求普遍规律。实证学派在另外一个传统上认为是人文学科的法学也相当流行，叫“法实证学派”(legal positivism)。

另一种了解和解释事物的路径是所谓的“实证学派”。顾名思义，实证学派主张我们认识世界或分析社会现象要通过实证观察，最好这种观察是可以测量的。另外，“实证学派”还强调事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这就是为什么“实证学派”也可以叫“规律学派”（nomothetic approach）。实证学派是随着科学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是19世纪法国社会学鼻祖、科学哲学家孔特（Comte），孔特将自然科学的理念引入了社会科学。孔特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真理的追求经历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阶段和实证阶段。他认为，前两个阶段所认识的世界或“真理”都是相对的和无法客观印证的，只有实证方法才能准确地认识客观世界和发现真理。在现代科学哲学的概念里，实证学派与科学基本是划等号的。那么科学的定义是什么呢？科学就是一种逻辑的、实证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对科学的一种定义如下：

（1）对自然事物和条件系统的观察，以发现关于它们的事实；和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形成规律和法则；（2）从观察所得来的系统知识，而这些知识可以被进一步的研究所能验证；（3）这些系统知识的具体领域，如生物学、物理学、地质学或天文学。

从上面这个对科学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科学有下面几个特征。第一，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系统的观察；第二，科学是对客观世界实证的观察；第三，科学是要在系统观察后发现事实；第四，科学最终是要形成法则、规律、理论；第五，科学要能被证伪。

系统分析是科学方法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科学与非科学（包括诠释学）观察世界和事物的一个根本区别。系统观察不只是对某一事物的综合、全面的观察，更是将这一事物进行分门别类的观察，即将某一事物看作是一类事物的一个案例，不是对事物就事论事的观察。实证研究以事实说话是科学方法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科学研究是研究可以观察到的东西，科学就是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理。科学不研究抽象的概念，不牵扯价值(value)，不是表达一个意见(opinion)或一个立场。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实证分析（positivism）也包括数学逻辑的推理，例如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等，这些理论虽然有逻辑推理，有抽象的成分，但这些理论的形成往往也是从观察而来，最终还是要用到实证世界里去。还要说明的是，实证分析不一定进行量化或者数字分析，非量化的观察分析也是实证方法的一部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这种方法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科学研究与非科学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是，科学研究最终目的不是简单地解释个别的事物和现象，而是要研究事物发生的规律，并在发现规律的基础上发展出解释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是具有普世解释能力的。发现了规律和发展了理论，我们就可以预测未来。预测未来是科学认识方法的一个特点和优势。科学与非科学的最后一个区别在于是否要求我们的研究结果需要证伪，也就是说我们观察的结果或真实性可以被其他人的观察来检验。科学研究讲究条件说，也就是，我们研究的自然现象都是有存在的条件的，如果一个现象的存在条件没有了，那么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科学与神学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后者无法证伪。

社会科学是科学的一部分，所以在一些科学的最根本的内容上，社会科学与科学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也是要讲客观的实证观察，系统分析，强调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重视理论的运用，并且研究的结果经得起证伪。但我们也要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自然科学用较多实验的方法，而社会科学不容易用实验方法，最多的是用准实验方法、统计分析、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另外，由于研究的对象是人和复杂的社会现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准确性不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往往是关于可能性（probability)的研究，不是绝对性（certainty）的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诠释学和实证方法都是认识和解释事物的方法，各有其优势。诠释学比较注重一个事物存在或一个事件发生的环境，历史的延续和细节。诠释学对事物的观察不一定没有实证的部分；相反一些采用诠释学方法认识和解释事物的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非常注重对事实的描述，数据的积累或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如果运用得好，诠释学的一个最大优势是对某一事件或事物全面、细致的描述与解释。比如，要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如何爆发的，我们可以找有关史料，采访有关人员。在分析过程中，包括研究希特勒本人发起战争的动机，进而描述和解释二战到底是如何发生的。这种研究的结果只能解释为什么1930年代的德国发生了侵略其它国家的行为，这个行为是作为一个单独和被隔离的事件进行研究的。诠释学对事物认识的精华是人们根据主观的认识对客观的资料进行对事物和现象的解读(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总之，诠释学是一种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方法，有其可取之处。

科学是另外一种特殊的人们观察、了解世界的方式。当然，如果你是相信这个方式的学者，你会认为这个方式对我们了解、认识和解释世界是更客观、更系统和更有逻辑的方式。科学思维比较注重客观条件，注重大的趋势，强调事物发生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将事物归类进行分析。比如，一个学者如果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二战的爆发，他会重点集中研究当时世界的权力格局，德国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并将德国同其它发动战争的国家相比较，以总结出德国为什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社会科学的认识方法还要求这位学者在研究德国发动战争原因的基础上，归纳总结战争发生的一般性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很有可能解释其它战争的爆发。科学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个事件、一个人或一个地区/国家，科学就是要追求普遍规律和解释。科学研究就是要将具体现象概念化，并进一步提升概念形成理论，这也就是Adam Przeworski和Henry Teune所说的我们的研究要将特有名词（如张三、李四，中国、美国）去掉，换成相关的概念。

诠释学是就事论事的分析，科学的分析就是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分析，要从其中跳出来，上升分析层次，进行一般性推理和分析。这样我们的研究才不会只是一种新闻报道式的分析或具体的政策分析。比如，如果我们要分析为什么2007年厦门会发生大规模的反对PX项目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地分析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从建厂的决定开始，市民如何知道这件事，到市民如何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多少人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最后到厦门市政府决定取消这个项目等。但这样的分析不是社会科学的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们应该将我们分析的侧重点放在事件发生的社会条件，比如城市白领中产阶级的兴起，参加人员的教育背景，组织的方式等。我们进一步要将这次厦门群体性事件放在中国最近一些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整体中来进行理解，并且还要将分析上升到抗争政治的一般性理论的层次上加以解释。在提升分析层次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避免过分延伸概念（conceptual stretching）而导致概念的不适用。由于科学方法追求一般性的规律和解释，对它的批评是这种方法不太注重细节，失去对事物解释的准确性。

尽管科学有其巨大的优势，并且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也要意识到科学是有局限性的。我们社会上现在有一种“泛科学化”或“科学至高无上”的现象，什么都贴上“科学”的标签，如“科学决策”“科学办学”“科学管理”等等，认为只要什么一加上科学两个字就是神圣的，就是正确的，就是毋庸置疑的。其实，科学有科学的范畴，科学不是一切，科学有局限性。我们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如价值问题、道德问题、精神问题等，科学是无法回答，更是无法解决的。一幅油画应该如何欣赏？什么是美？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人生的追求应该是什么？与人为善是好是坏？科学的方法和思维逻辑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笔者认为，哲学虽然是人文学科，但它是在科学之上，哲学是指导科学的。我们对科学要有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好地运用科学的方法。

二、科学思维的逻辑

上面讲过，科学是一种逻辑的思维。一般来讲，科学有两种主要逻辑思维的方式，一种是归纳推理法（inductive reasoning），另外一种是演绎推理法（deductive reasoning）。归纳推理法是人们用的一个古老的推理方法，它要比演绎推理法更普遍一些。简而言之，归纳推理法就是从特殊的事实推理到普遍性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从亚里士多德到米尔和皮尔森都推崇这个推理法，认为它是一个促进科学进步的逻辑分析法。归纳推理法从观察具体事务开始，在观察的基础上总结一些规律（patterns）出来，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比如，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我们的古人是用归纳法发展了农耕技术。人类最早是靠狩猎生存，但由于技术低下，狩猎不是一种非常可靠的生存方式，人类便开始寻求其它的生存方式。古人注意到，植物一到春天便开始发芽，夏天或秋天可以结果。一年是这样，两年是这样，后来发现每年都是这样。从这个具体发现，古人发展了农耕技术。还可以举一个社会科学的例子。比如有学者想研究抗议活动。如果按照归纳法研究，这个学者会去观察每一次抗议活动，收集资料。在观察了若干次抗议活动之后，这位学者注意到，参加这些抗议活动的人多数为年轻人，而且以男性居多。所以该学者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参加抗议活动的多数人为男性青年。归纳法的一个主要特点是这样的推理有很大不确定性，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初步的结论，不能完全证伪。比如还用上面那个研究抗议活动的例子，那位学者得出的结论，即参加抗议活动的人多数为男性青年只是在他所观察的例子基础上得出的，他没有观察所有的抗议活动。这就像另外一个许多人举过的白天鹅的例子。如果一个人看到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他不能得出结论说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他最多确定他所看到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当然，我们知道还有黑天鹅，只是他还没有看到。

另外一个科学推理方法就是演绎法。演绎法同归纳法正好相反，它是从一般推理到具体。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A=B，B=C，所有A=C。另外一个例子是，所有海豚都是哺乳性动物，所有哺乳性动物都有肾，所以海豚一定有肾。科学研究中，演绎法往往是以理论作为研究的起点，从理论推出假设，然后再推向具体案例，用案例证明理论的正确性。我们还可以举上面那个研究抗议活动的例子，另外一个学者也研究抗议活动，但他采用演绎法的逻辑进行研究。他从理论推导得出下面这个理论，即由于年轻人有激情和理想，同时没有家庭的负担，所以他推出的假设是，年轻人最有可能参加抗议活动。一旦某地出现了抗议活动，他不用到现场观察，就可以假设参加的人多数为年轻人。他的下一步研究就是要去收集资料验证这个假设。如果他的假设被验证，那么他的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他的假设没有被验证，他的理论不成立。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最推崇这种推理逻辑，认为这是最能促进科学发展的和最有效的科学推理逻辑。波普尔之所以不同意科学研究从归纳法开始，即从观察开始，是因为他认为我们人类的观察是不准确的和片面的，经常是有选择性的观察。从这样的观察去提出假设不会是有效的假设。另外，波普尔极力强调证伪，他认为理论是无法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只能通过证伪的方法被证明没错，所以不能被推翻。同时他认为一个规律或理论如果遭到了一个现实案例的证明是错误的，那么这个规律或理论就不能成立。也就是说他不认为科学有例外，他认为证伪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分水岭。许多学者并不同意波普尔的看法，认为他对科学逻辑的理解太狭隘和极端。比如，许多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是允许有例外的，例外可以被理解为还有没有发现的变量。有些学者专门研究例外从而发现新的因素或变量。对波普尔的另外一个批评是他坚持绝对的演绎法，从理论推出假设。但理论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总是要来自一些原始的观察。因此，简单唯一的逻辑思维——不管是归纳法或是演绎法——都是不现实的。

科学的逻辑思维方式往往是这两种逻辑思维方法的交替使用。一般认为，实用的科学方法应该是从归纳法开始，然后进入演绎法。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是从具体事务或事件开始，进行观察的积累，然后推向一般，即总结一些规律，上升到理论，之后再用演绎法去对理论进行验证（即证伪），这个证伪的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证伪的过程中再去修订原来的理论，在修订理论的过程中再回到现实的观察，增加变量，也就是又进入了归纳思维的阶段。当然，一个研究也可以从演绎法开始，即从理论开始，推出假设，用具体案例去验证假设。如果有的假设没有被验证，那么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实际观察，找出原因，这就进入了归纳思维的阶段，最后修正原来的理论，再将理论带到实践中去检验（即演绎思维）。总结起来说，我们的研究可以从具体观察开始，也可以从理论开始。不管从哪里开始，都要提出假设，通过证伪验证假设和理论。再回到我们上面举的农耕的例子。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积累学习到了农耕的知识（归纳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人类总结得出的结论是，种子发芽和结果基本靠两个条件：温度和水分。春天这两个条件都存在，所以万物生长。如果我们用演绎法推的话，只要这两个条件都存在，那么植物就会生长。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们不一定等到春天才可以种植。后来人类通过实验发展了大棚种植技术，大棚种植的关键是可以控制温度和湿度。这就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结合。再举我们那个抗议活动的例子。学者通过归纳法，即对现实的观察，得出年轻人是抗议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这样的普遍规律。理论解释是，年轻人有激情，有时间和没有家庭负担（即可以冒险）。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用演绎逻辑去验证这个理论，也许多数抗议活动验证了这个理论。但很有可能有一个或一些抗议活动参加人群包括很多中年人和老年人，甚至多数参加抗议的人不是年轻人，这些抗议往往是非常大规模的，甚至是全国性的，也就是说有了新的条件。通过归纳和演绎的交替思维逻辑，我们修改和完善了我们有关抗议活动参与者的理论。

说到科学哲学就不能不提汤玛斯·库恩和他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那本书。顾名思义，这本书谈的是科学革命的问题，其实库恩在此书中表达的思想本身就是对科学发展理解方面的一个革命。对科学发展一般的理解是，科学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即所谓“正常的科学”(normal science)。库恩提出了paradigm这个概念，中文一般翻译成“范例”，但我认为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理论体系”。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是在一个公认的理论体系中进行的。库恩将科学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论体系(paradigm)没有形成阶段，学者对学科基础和重大问题没有基本共识。第二阶段是理论体系形成阶段，这意味着多数科学家在这个科学领域对学科的重大理论基础和前提已经形成共识，不再争论，科学进入正常发展阶段，科学家的工作就是解决具体问题(puzzle-solving)。第三阶段是科学革命的阶段，在第二个阶段的后期，大量的问题（即例外或anomalies）出现，现有的理论无法解释。这时有人大胆提出新的或颠覆性的理论体系，并得到一定的证明，这时科学的革命就发生了。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多数科学家放弃了旧的理论体系，接受了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发展就又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发展阶段，直到这个理论体系再次面临挑战或被推翻。库恩在这本书里所表达的意思既有同波普尔（Karl Popper）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库恩同意波普尔关于在科学领域不存在能被验证的真理，因为库恩发展了科学革命的理论。库恩与波普尔的不同之处在于库恩允许例外的存在。也就是说，库恩不同意波普尔的绝对演绎法主张。根据库恩的理论，正是因为这些大量的例外出现才引发科学的革命。对库恩的批评很多，其中之一是理论体系(paradigm)的更换，也就是科学革命的发生，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标准。虽然库恩的书主要谈的是自然科学的革命，但此书和他的理论体系(paradigm)的概念却在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因为库恩对科学发展的逻辑非常符合社会科学的性质，特别是他关于没有能被验证的真理和允许例外在科学领域的存在。当然，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还没有库恩所说的理论体系(paradigm)的出现。

三、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与一般性

在科学领域，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个比较大的争议就是事物的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关系。像我们上面所说的，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是要追求事物普遍规律的，诠释学是强调事物的特殊性的。到底二者是什么关系？科学研究中允许有特殊性吗？我认为在科学研究中一般性是绝对的，特殊性是相对的。我们都知道，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有不同的，是有差异的。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没有任何差异，那么就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研究。正是因为有差异或区别，才需要解释这些差异和区别。其实，社会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就是研究差异的，统计学上的概念就是variance。当然，不同或差异不仅表现在被解释变量上（即因变量），也可以表现在解释变量上（即自变量）。这里要指出的是，因变量的差异是绝对的，自变量的差异是相对的。

举一个阿尔蒙德（Almond）和维巴(Verba)合著的《市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那本书的例子。通过问卷调查他们发现，美国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市民文化程度高。这一发现不太惊人，我们也许不做研究也可以猜出来。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两个国家市民文化的不同（被解释变量上的差异）？有很多人会马上说，他们由于文化和历史不同，所以市民文化是不同的。但这样的解释不具体，也没有说服力。通过进一步交叉分析，阿尔蒙德和维巴发现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关键。也就是说，受同等教育程度的美国人与受同等教育的墨西哥人的市民文化程度是很相似的。所以他们的结论不简单是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而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比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具有市民文化。这样，国名（美国和墨西哥）就被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取代了，将来如果有人研究其它国家的市民文化，他就可以直接用教育程度这一变量。换一个说法，如果X条件存在的话，Y就会发生。

再举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例子。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学说，现在在西方学术界还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说，就是因为它追求普世的理论解释，不因国家而论。马克思主义最根本上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发生，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列宁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俄国和中国发生。我不认为他们的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只是在马克思原来的理论上加入了一些新的条件或自变量（解释变量上的差异）。在他们加入了新的条件和变量后，俄国和中国的国名就可以拿掉了，就成了普世理论。也就是说，如果其它哪个国家这些条件也存在，那它们也会发生在中国或俄国发生的东西。这就是社会科学的思维，不能把每个个人、社会或国家都看成是独特的（unique）或独一无二的。

我们经常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这些言辞经常被当作解释的终点。但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不能停留于用“国情”“文化”这样的字眼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的政治行为，我们要解析（decomposing）“国情”“文化”背后的含义，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被解释的现象可以不同，但我们所追求的理论解释应具有普世意义，这在比较政治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比较政治学就是将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结合起来观察，得出一个结论。理论概念的层次有从低到高之分。在比较过程中，理论的层次要从低到高。有些人认为国与国之间比较就像将苹果与桔子相比，它们之间有形状和颜色的区别，因此无可比性。但如果我们将比较的概念层次上升到水果的层面，它们就有可比性了。又比如，美国人如果对政府有怨，他们经常通过找本地的众议员或参议员来申诉。而在中国，如果老百姓对政府有怨要申，他们经常用上访的形式，虽然方式很不同，但两种行为都属于政治参与的范畴。

四、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前面的讨论对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有着重大意义。一段时期以来，学界一直有“政治学本土化”的呼声，相似的口号还有“中国政治学要有自己的理论”“中国要有中国的说法”，等等。笔者认为提出这些口号本身没有问题，但关键要看这些口号背后的内涵是什么。一种内涵是说，中国是个特殊的国家，国情跟其它国家都不一样，其它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只有我们自己发明出一套理论来解释中国，并且这些理论只能解释中国。笔者是不同意这种内涵的。另外一种内涵是说，中国的发展有些特点（是difference,不是uniqueness），现有理论也许不能最有效地解释中国，我们需要通过中国的实践，总结出一些经验，也就是提出一些新的解释变量（自变量），上升到概念和理论层面。这些理论最起码潜在地可以解释同中国类似国情的国家，或如果其它国家采取中国的做法，它们也有可能取得在中国的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在修建高铁方面成绩突出，突出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的力度，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通力合作。如果其它国家能有中国这样的投入和条件，那它们也可以取得中国高铁这样的成绩。如果我们还把政治学当成社会科学来研究，我们就应该尽量将“中国”这一字眼去掉，以带有理论性的概念代替，这就是社会科学的思维。这个逻辑就是亚当·史瓦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亭(Henry Teune)所说的，要用理论概念作为变量取代国家的名称和符号（replacing proper names），而时间和地点都应转化为潜在的一般性变量。我们通常说的“中国的视角”就是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新的理论。我认为“政治学本土化”的另外一层含义是我们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我们要提出和研究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政治学本土化”还有一层含义是研究方法的侧重。比如，在中国做政治学研究也许田野调查和案例分析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和环境因素。

中国是一个大国，又处于重大社会变革当中，有许多社会现象可以好好研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的一个理想试验室。中国的发展、壮大需要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中国政治研究要与科学接轨，走向世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正在崛起，她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首先，中国的学者应该有使命感，总结好中国发展的经验，并将其理论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有雄心将我们的理论普世化。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走向世界被西方国家学者接受的例子是有的，如依赖论（dependency theories）。依赖论最早是拉丁美洲学者根据他们国家发展的历史总结出的理论，这一理论最后被西方国家学者接受，成为发展学中重要的理论之一走向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要走向世界的前提是中国社会科学不能停留在国别研究的层面，不能将中国发生的事情与世界发生的事情隔绝开来，把中国总看成是例外。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另外一个标志是中国学者要多研究其它国家的发展，特别是要到海外进行对其它国家的实地研究，收集一手资料。做这样研究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要掌握当地的语言。

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符合当前中国的发展战略，中国正在世界事务中从跟从者变成领导者。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占四分之一世界人口，应该对世界有所贡献”。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发展经验“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句话暗喻着中国的方案是可以被其它国家有所借鉴，据有潜在的普世意义。如果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只能在中国发生，“中国方案”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其它国家如何借鉴和学习？我这里说的还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而是在社会科学的层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承认社会科学理论的普世性，也就无法为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教训。另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其它国家也期待中国能在世界事务中起一些主导作用，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中国的方案。中国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应该在这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18年第4期

（原文链接：http://www.xueshujie.net.cn/content/?7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