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快公益·观点实录】，“钱塘善潮”论坛第三期，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院长徐家良的主旨演讲整理而成。

“作为社会组织，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资金，一个是能力。” 徐家良教授阐述了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与抗疫中的地位、作用与发展趋势。

迎接第五个中华慈善日，9月4日，“决战脱贫攻坚 助力疫情防控”——2020年浙江省暨杭州市“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2020年杭州市“钱塘善潮”论坛正式开幕。

此次论坛由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主办，由杭州市民政局、杭州市网信办、杭州高新区（滨江）管委会、政府承办，由杭州市慈善总会、杭州高新区（滨江）民政局、杭州高新区（滨江）慈善总会、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益潮汇公益沙龙协办。

今天，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是社会组织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关系；第二个是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攻坚；第三个是社会组织在抗疫中的特别贡献；第四个是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

社会组织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当中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首先了解一下社会组织的特性，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其中一个标准就是互益性，为会员成员和小团体人群提供服务，满足会员需求。互益性，听起来学术性比较强，如果大家通俗上去理解的话，跳广场舞和一块去钓鱼的一批人，由会员参加，根据兴趣爱好组成的，这些就是互益性的。

另外一个是公益性的指标，为社会公众和困难群体提供服务，没有自身利益需求，包括志愿者组织、环境保护组织和基金会。公益组织跟“慈善”有很大的关联，和公共事务有重合。我们的公益组织做大量的公益事务，这样的话就和政府有交集，有的是政府购买服务，有的是政府转移职能，这里反映出非常重要的公共特性。

第二个是非营利性。有一个问题令我们很头痛，社会组织能不能赚钱？很多人说不能赚钱，实际上这是一种理解上的偏差。公益性组织是要赚钱的，它们和营利组织最大的差别，不是赚钱的多少，而是“非营利”。

“非营利”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一个是组织宗旨不以营利为目的，这点非常重要，写入组织章程中。二是利润不得用于成员间的分配和分红。

三是组织资产不能以任何形式转变为私人财产。按照目前我们的财产制度，分为私人财产、公有财产、集体财产、社会公益财产。很多人认为社会公益财产钱不多，其实各个基金会募得了很多社会财产。有一家全国性的协会，每年运作资金大概是2个多亿，所以说社会组织还是有钱的，除了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管理费用以外，所有的财产都用于社会公共活动中，不能转化为个人财产和分配利润，这个非常重要的。

从国家治理体系上来看，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是治理的多样性，根据范围、功能来看，有社会组织治理、村域治理、社区治理、市域治理、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等。治理和管理有什么区别呢？“管理”的话，政府做的事情相对比较多。“治理”的话，是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多一些，企业和社会组织逐渐成为主体，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社会组织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第二个是治理关系层级性，嵌入与融合。也就是说社会组织治理和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市域治理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大的融合。

社会组织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钱，把钱用在合适的地方。第二个是能力，社会组织光给钱可能还不行，它与企业有不一样的特征，那就是它可以为社会提供能力的提升。

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攻坚有一个大前提，东西部之间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区域不一样，另一个是经济社会发展不一样。如果在其他国家可能不一样就不一样，自己去发展；但是在我们国家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共同富裕、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要有互动，中央和地方要有互动。我的理解，中国的扶贫工作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方面工作是中央转移支付。国家为了实现东西部区域间各项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而采取的区域补偿政策，是缩小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普遍使用的一种政策工具。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试行包括中央对地方实行的工资、社会保障、环保、抗灾救灾、扶贫帮困等方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通过第一个方面工作，中国扶贫工作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怎么办呢？第二个方面工作是地方对口支援、对口帮扶、对口合作。基本上从90年代就开始的较大规模的帮扶政策。

第三个方面工作是社会组织全面介入。2016年3月16日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慈善组织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钱，把社会上的钱筹集起来以后，用在西部扶贫活动中。东部地区的基金会、社会组织募得的钱能不能用到西部地区去，在扶贫攻坚当中发挥作用？整个扶贫攻坚过程当中，光给钱可能不行，还有西部组织和人员的能力提升问题。你在给人家一条鱼的基础上，最好还是要告诉他们打鱼的方法，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西部地区的扶贫问题，使西部发展做到可持续。

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攻坚的方式有许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捐赠物资，涉及到财产权的转移。很多人会发现：“原来钱捐赠出来以后，钱的所有权不是我的。”我知道北京有家基金会，有一个老总捐了2000万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捐了三年以后，公司老总突然想起来，这个钱是我的，我要拿回来，但善款一旦钱捐出去以后，捐赠方无法再获取财产所有权，只是有权知道钱的流向，到哪个地方去，有没有符合捐赠的意愿，这个是肯定的。

第二个是志愿服务。一方面是出钱，另一方面是出力，浙江省有4.8万持证社会工作师和1448万注册志愿者。在慈溪，有一个社会组织叫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这个中心在吉林延边州开展“千户万灯”志愿服务项目，为50万贫困户如厕路点亮“宁波灯”。

第三个是产业化扶贫。整个扶贫过程中碰到很多的问题，怎么样通过产业化形成造血功能，自我能够运作，这是最大的工作。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联合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启动 “浙江农信慈善基金”造血型扶贫基地项目。现在造血基地很多，每一个基地建成以后，当地就活了。

第四个是互联网技术扶贫。如领导直播带货，这个就是互联网技术非常好的应用。

第五个是品牌扶贫。扶贫活动与项目很多，但有的只是做了以后，后续没有产生社会影响力，这非常可惜。在扶贫过程，要把扶贫项目做成一个品牌，说到某一个活动或项目，大家就马上想到这个项目和活动。如西部学校建设，就通过“希望工程”帮助西部地区造了许多“希望学校”，帮助许多学生求学。品牌扶贫，就是把项目做成可持续的过程，变成人们记忆中的品牌公益。

《慈善法》发布的最大亮点点是专业的机构去做专业的事，动员有钱的人和企业，实现慈善意愿。

第三个方面，社会组织在抗疫中的特殊作用。

首先是借助互联网平台。互联网的募捐中，总共超过18亿元，参加人数也很多。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中有两家在杭州，一家是淘宝公益，一家是蚂蚁金服公益，这为浙江省互联网募捐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2016年民政部第一次确定13家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淘宝和蚂蚁金融非常棒，大家公认的。

第二个是全力劝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有钱的企业、有钱的个人把钱捐出来？因为这两年我翻译出了本书《全球劝募》，当时出版社问，劝募和募捐有什么区别。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重点在有钱的人把钱捐出来；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就不一样，重点是专业的机构去做专业的事，动员有钱的人和企业，实现慈善意愿。这是个重大的变化。当然，目前来看，慈善组织认定的数量还是比较少，现在只有8000多家。

第三个是为防疫提供支持保障。这次武汉的疫情很不一样，包括医生所有的防护物品都是援鄂医疗队自己带过去的，浙江是这样，上海也一样。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募集到有很多的物资，有的物资是从国外募集和抢购过来的，这个非常可贵，非常不容易，防护物资比钱更重要。

第四个是提供志愿服务。这次疫情当中，社工、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与道口防疫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

强调社会组织对整个突发事件的突出地位和主体地位。有的事政府、企业做不了，社会组织可以做，而且效率高。

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趋势，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思维变迁与价值革命。我们原来比较关注的是什么？营利组织要创造利润和分配利润，非营利组织没有利润，但创造价值。现在有没有可能出现第三类组织？因为社会组织本来是接受政府购买服务、奖励和补贴，接受个人和社会的捐赠，有没有可能通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由市场来购买，获得一定的造血功能？这种“社会企业”，在成都、杭州、上海、深圳、北京很多，多渠道推动公益慈善的发展；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是党建引领，一方面是把握住政治方向，另一方面是通过党建一条线，把政府部门、企业有机进行连接，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特别需要强调和重视。通过党建引领，使党和政府更多地了解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获得党和政府的信任。

第二，明确主体性，畅通参与应急治理渠道。疫情防控前期，有非常惨痛的教训。作为社会组织，国家法律法规体系当中的地位不能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里，有没有社会组织的地位？其中提到的“社会力量”包括企业和社会组织，但是没有特别突出“社会组织”。所以要强调社会组织对整个突发事件的重要地位和主体地位。有的事政府、企业做不了，社会组织可以做，而且效率高。目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在修改中，有必要把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和积极作用突出出来。

浙江的疫情防控给全国其他省市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动作快。浙江是最早进入一级响应的省份；同时又是率先借助技术手段开发了健康码，现在已经覆盖全国；还有复工复产最早，看问题看得比较准，应对措施得当，实际效果特别明显。

第三，加快培育专业领域社会组织。目前，全国约有100万家社会组织，但是专业类的社会组织相对偏少，比如应急救治、公共卫生等方面。当然这里要强调的是，所有社会组织是否都去应该参与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和防护活动吗？答案是否定的，有的社会组织只做常态的事务，跟突发事件的事务没有必然的关系，社会组织可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有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突发事件的应对，积极参与防疫活动，。参与到什么程度？这和社会组织的宗旨使命和具体任务目标有关，社会组织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临时性调整。

第四，提高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应有能力。枢纽型社会组织要成立起来，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力量自己可能没有，那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变成自己的力量，全国的资源都可以调用。

第五，构建三个主体协同参与与社会治理机制。政府起领导作用，但在一定情况下，企业、社会组织作为主体，比较了解情况，提供具体的相关性的服务，能够精准满足需求。如果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就很可惜了。比如湖北武汉疫情期间社区物品的供给，其实我们有很好的物流企业、很好的社会组织，要把它们用起来及时发挥作用。

突发事件应对中，企业、社会组织在指挥部中一定要有一席之地，不应该局限在执行系统，应该参与到决策系统，因为决策系统在讨论相关事务中，企业和社会组织熟悉相关事情，对政府的科学决策会有帮助，同时还需要反馈信息。通过这样一些方式，能够使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有很好的发展。

第六，网络时代的改革与创新。网络技术不仅是技术，还是要通过人。政府有必要转变观念，以前是政府自己去做，现在是企业与社会组织协同合作，政府指导和监督。社会组织在网络世界当中，大有可为，把社会组织的专业和智慧与5G、6G结合起来，发挥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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