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期美国布朗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杰夫·科尔根在《国际研究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关系学科向何处去？》的文章，向学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科教学的知识体系、话语与外交政策实践者所直面的国际关系现实相去甚远，几乎脱节。如何完善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性，使国际关系学科与时俱进，是对新一代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严峻挑战。基于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于2016年3月26日召开了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与外交政策实践：分离与融合”为主题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教材模板、外交实践、政策选择和学人使命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刊将发言者的主要观点与读者分享，并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学术争鸣。

今日讨论的缘起，首先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国际关系学科教育现有的知识和话语难以适应外交政策分析和实践的现实需要，经常出现“两张皮”症状。同时又涉及一个“新挑战”：即学科发展进入所谓“常规阶段”后，国际关系学术训练中的“示范作品”与学术生产“尖端产品”并不合拍。如何看待这两种脱节笔者认为差距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先说后者。教学阅读强调学科大方向要求有所积淀，与具体前沿就难免有所差别。同时，学术分工的深化和前沿议题研究的日渐精细也是学术进步的表现。不必矫枉过正，树立某种指标作为学术评价的绝对标准，以致重蹈覆辙。同样，对策应用与学理研究的有机结合，首先就需要承认两者在研究对象、目标和方法上的差异，尊重彼此的分工。最理想的状态自然是学界同仁针对国家当前面临的重大或具体政策问题，虚实结合，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促进。但是，对策研究和学理钻研都需要长期大量的积累投入，同样考验学者的智慧能力。可以说，它们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也很难说有“自然直接”的接口。既然两者很难兼得，那多数时候就不免有所取舍。两者能相结合自然更好，如若不能，又何妨自行其是，各美其美。过分强求结合，有时反而适得其反，令人无所适从。所谓的“两张皮”，最令人厌烦的恐怕还是生硬嫁接所带来的“不适”。不过，在笔者看来，对上述“脱节”的关切，最核心的还是完善国际关系学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问题。此处结合个人学习和工作中的一些体会，谈几点意见。首先，应推动不同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在科研和人才培养上的分工，形成各自的专精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协同合作。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还缺乏精准分工和有效协作。１０多年前，钱其琛曾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提出外交研究“三线划分”的说法：一线是外交部门；二线是各类研究机构；三线是大学。一线主要应对眼前，优势在于信息灵通；二线要进行中长期研究；而大学要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研究更长远、更具学理的问题。

遗憾的是，多年过去，钱老的这种期待并未成为现实。最近几年的智库热中不同机构特别是大学学者一窝蜂地介入某些议题的对策研究，结果学理创新未见突破，政策研究也乏善可陈。这大概是今天讨论学科教育与实践工作相脱离的关键背景。这些问题的出现自然有学术资源和评价体制等的外因，不过在笔者看来，学科从业人员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高不成、低不就”的同质化才是症结。其实，国际问题如此复杂，需要不同的机构和学者各有所长。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其资源和能力都必然是有限的，因此有必要各自重点突破，错位发展。相应的，各线机构和人员应当有差异化的培养和评价。现今国内对于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不同机构的差异和特色日渐呈现出淡化的迹象。这当然是学科专业化建设的结果，但“千校一面”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术业有专攻”，知识生产和学科建设也类似一个生态系统，每个人有不同的禀赋优势，各单元有不同的特性，各有各的发展空间，可以并育共生，各得其所我们期待更多学有专精的学者，也需要更多术业专攻的研究机构。其次，在相关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过程中，作为交叉学科的国际关系，有必要打破专业畛域偏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拓展视野，拓宽基础培养复合型“博雅”人才。

最近几年，其他学科的学者日渐介入国际关系学者的传统领地，国际关系学者的本能倾向是强调自己学科的“专业门槛”。但如果专业化导致的是学科的封闭化，那就得不偿失了。作为一门应用社会科学，并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居于下游，国际关系学科更多地需要借鉴和引申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国际问题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决定了其作为交叉学科的属性。这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理想的状况是，国际关系学科的训练不仅能让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还能够有效地利用和借鉴相关基础学科的研究成果，为本学科的知识积累和问题解决提供思路。然而现实中，国际关系专业学生的训练过程中，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大多局限在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上，受学科边界限制较大，对其他相关学科的介绍大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甚至达不到入门水平。结果，写文章时东抄西贴，偏听盲信。

对于各领域的具体研究就更无从谈起了要改变“脱节”局面，弥补知识结构的缺陷，就需要打破专业的自我限制，努力拓展知识素养。一方面这要求国际关系科班人员在明确自身专攻的议题领域之后，积极地“走出去”，利用各种条件对与该议题密切相关的学科领域进行系统学习，让它成为自己研究国际问题的依托和跳板。另一方面，也要开放地“引进来”，吸纳和引进其他学科专家学者加入到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队伍之中，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国际关系学界的知识结构。如果国际关系学科出身的学者不仅在本学科领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到别的学科能反客为主的话，国际问题研究的合理分工和介入政策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最后，国际关系专业的人才培养还有必要探索教学和训练的组织方式的转变将重心由知识传授转向技能和思维的培养，突出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训练。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其创造能力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但现今我们绝大多数课程和教学设计还是以专业知识某种系统性、完整性和连贯性为核心关切，是以学科为中心，以讲授为主要方式，而非以学生为中心。它确实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基本知识。但是，如果拘泥于知识的连贯、完整和全面，欠缺对学生自主思维和创新能力的训练，对于学生进一步发展帮助并不大。学生可能上了很多课程，但脱离了现实，也到达不了知识前沿，尤其是在今天这个知识爆炸时代更是如此。要真正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对教学方法和教材设计选择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重视案例教学。这种方法在法学院和管理学院普遍应用，在国际关系学科教学中却普遍被忽视。案例教学是采用一个或数个案例引导学生参与问题界定、问题分析和问题解决的教学方法，是对一个或数个案例的深度探究。

对于学生思维和技能的培养案例教学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案例教学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具体的知识点。其次，案例教学的精髓便是学生的主动参与，学生在参与中可以习得各种技能，如分析、陈述、组织、领导和合作等技能。再次，案例教学通过对问题的界定、分析和解决，以特殊的方式引导学生重塑思维方式，打破思维定势，学会批判性思考。

作为具有相当实用性的一门政策科学，国际关系学科教育的品质也可以通过案例研究得到提升。案例教学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自学。教师仍然需要予以必要的辅助指导，事实上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案例教学中学生在更多时候以自学为主，这就必须通过特定的问题设置引导学生思考，并且让学生有办法来自我测试调整。因此要有思考、讨论、练习、测验和答案。

目前，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国外大学的经典教材基本上都包含这些内容，但有意并有效仿效的国产教材却不多。唐世平教授新近主持完成的《历史中的战略行为》教程可能是一个例外。打破学科中心，强调自主学习，存在的更严峻挑战还在于学生的自主学习经常是跳跃式的学习，其知识就不能保证是系统、完整和全面的，这就需要其他材料特别是教材的补充。而要适应这种跳跃式的自我学习，教材本身也要有相应的调整。

笔者认为，尤其重要的是教材本身需要尽量保持系统性，清晰易懂地介绍必要的基础知识。在学生的知识全部是由老师灌输的情况下，某一领域或问题的知识可以只纳入某本专题教材，不必重复。但是，一旦学生今后要以自学为主学生特别是自学者所需要这门课程的基础知识最好能在这个课本里都能学到。教材内容应尽可能全面细致，主要基础知识能够包含进去就包含进去，同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线索，为学生提供方便的参考，并且清晰易懂，就是自学者也能够读来引人入胜。

总之，系统全面的教材便于学生自学，特别是便于学生跳跃式地开展学习。编写这样的国际关系教材，既有利于自身学科的人才培养，也有助于来自其他学科背景的人员掌握国际关系学的必备知识和技能，共同壮大国际问题研究的力量。

观点文章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