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期美国布朗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杰夫·科尔根在《国际研究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际关系学科向何处去？》的文章，向学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国际关系学科教学的知识体系、话语与外交政策实践者所直面的国际关系现实相去甚远，几乎脱节。如何完善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践性，使国际关系学科与时俱进，是对新一代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的严峻挑战。基于此，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编辑部于2016年3月26日召开了以“国际关系学科发展与外交政策实践：分离与融合”为主题的青年学者研讨会。与会学者就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教材模板、外交实践、政策选择和学人使命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刊将发言者的主要观点与读者分享，并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学术争鸣。

长期以来，大学课堂教学，包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程教学存在两大隔离的区域。第一大隔离的区域是“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隔离。长期以来，阅读经典是人文教育所重视的；而阅读前沿文献则是科学教育更看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一直没有为二者的对话搭建桥梁。第二大隔离的区域，就是教学与科研的隔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日常教学往往忽视将当前的研究与方法融入课堂。当前英文世界出版《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对２０００年以后的研究主题和方法都不太关注，尤其对研究方法不太关注。这一学科的兴起也就５０年左右的时间，忽略最近２０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方法，让这门课的教学忽略了近五分之二的内容。我们需要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搭建桥梁，搭建沟通科研与教学的桥梁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就是搭建桥梁的一项尝试。本文主要介绍将反事实分析（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ｓ）、过程追踪（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ｒａｃｉｎｇ）以及自然实验（Ｎａ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引入课堂教学，进而沟通科研与课堂教学。

1.反事实分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

“反事实分析”是研究者通过提供历史上并没有真实发生过的、与事实相反“可能选择”或者“替代选择”，进而探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特定结果。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问：如果裴迪南大公没有去萨拉热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就不会爆发？如果没有希特勒，那么是否就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１９９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ＲｏｂｅｒｔＷ．Ｆｏｇｅｌ）做过这样的检验，“假如１９世纪美国没有大规模建造铁路，会对美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运用反事实分析，挑战所谓的常识：“兴建铁路是１９世纪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之一。”福格尔向我们展示：如果当时没有修筑铁路，运河等运输手段会填补铁路的不足。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被高估了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只有轻微的影响。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世界经济萧条是被持续关注的话题。１９２９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让世界大多数国家在同一时期陷入绝望与恐慌。巴里·艾肯格林（Ｂａｒｒｙ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 及其合作者问道：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同时陷入大萧条？他指出：这是因为当时存在“金本位”这样一项制度安排，是金本位导致这么多国家迟迟走不出大萧条。而他做的一项“反事实分析”指出，如果当时陷入大萧条的国家果断抛弃金本位实施货币贬值，那么，它们就可以很快走出大萧条。因此，他称“金本位”制度为黄金的镣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我们不仅可以向学生介绍反事实分析的研究，还可以运用这样的方法来展开教学。查尔斯·金德尔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指出：英国霸权的衰落带来了世界经济萧条。那么，如果英国霸权能继续下去，是否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经济萧条就可以避免？杰弗里·弗里登（ＪｅｆｆｒｙＦｒｉｅｄｅｎ）指出，美国为何在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以后，仍长期坚持孤立主义的国际战略？他指出：美联储、国务院代表了国际主义集团———背后利益集团是金融银行业和出口产业；而美国国会则代表了孤立主义集团———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受国际竞争威胁、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制造业。由于传统的孤立主义集团一直占据上风，因此，美国维系了很长时期的孤立主义政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世界经济萧条重创了孤立主义集团的经济基础，国际主义集团才有机会主导政治权力，使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在经济萧条以后改弦更张推行国际主义的经济政策。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事实分析的课堂问题：如果没有大萧条，美国的孤立主义政策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在１９７５年，波音公司占据了全球商用飞机６７％的市场份额，麦道公司占有３３％的市场份额，而“空中客车”在全球商用飞机市场的市场占有率为０％。随着“空中客车”的发展，到１９８５年，“空中客车”在全球商用飞机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到１７％；到了１９９０年“空中客车”的市场占有率上升至３０％在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７年间，“空中客车”的市场占有率上升至４９．２％。我们可以通过反事实分析来检验战略贸易理论。我们需要回答：没有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补贴，空中客车是否能抢占接近半壁江山的全球大型商用飞机的市场份额？

2.《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中使用“过程追踪”

“过程追踪”这个词来自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心理学。过程追踪强调按时间次序展开叙事，探析从原因到结果经历的中间步骤，展示事件发生的过程如何一步步展开，如何导致结果的出现，以此更清晰地展示因果机制。因此，过程追踪就像多米诺骨牌，如果桌面上有５０张多米诺骨牌，过程追踪要展示出由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怎么会传导下去，导致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过程追踪法不同于历史学家对事件顺序的细节描述，而是需要展示关键步骤如何导致事件的结果。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过程追踪的名篇是《展示理念作为原因》。欧洲的经济一体化是二战以后的重大问题。二战结束以后，在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政治精英——时任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ＲｏｂｅｒｔＳｃｈｕｍａｎ）等共同体派的推动下，“欧共体”、“欧盟”这样一套独特的政治理念在法国逐渐形成发展。这一理念像滚雪球那样，影响的人越来越多，影响力越来越大，乃至改变了原本持有强硬立场的查尔斯·戴高乐等法国政治领导人。在这一理念的推动下，战后欧洲最终实现了一体化。因此，过程追踪很好地展示了法国国内的共同体派的理念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形成，理念有重要作用此外，还有研究用过程追踪展示历史上英国重大的政策调整：从重商主义转向自由贸易。英国的贸易政策转变离不开自由主义的关键人物即亚当·斯密。斯密和英国决策圈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并积极影响英国政策制定者在斯密的影响下，大英帝国的政策制定者如谢尔本伯爵（ＥａｒｌｏｆＳｈｅｌｂｕｒｎｅ）所秉持的理念也在发生转变。谢尔本伯爵原本是坚定的重商主义者，他宣称不愿意失去美洲，并认为和其他国家缔结自由贸易的商业条约是荒谬之举。在斯密的积极推动和影响下，包括谢尔本伯爵在内的英国决策圈的思想开始转变。在谢尔本伯爵担任英国首相以后，他开始按照斯密的自由主义理念进行改革，不仅允许了美国独立，还尝试和欧洲国家和解。在贸易政策上，谢尔本伯爵开始推动英国和世界各国展开自由贸易。过程追踪展示了像斯密这样的思想家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其理念付诸实施，影响决策层理念的变迁，也推动了世界开启了自由贸易时代。而在教学中，可以通过锻炼学生完成“过程追踪”的小组作业，比如：美元如何取代英镑成为国际关键货币？这一重大的国际货币秩序调整有哪些关键参与者？他们有什么偏好？他们如何认识和评估当时的国际货币秩序？他们掌握什么信息，有怎样的预期？这些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推动了结果的出现？此外，众所周知，尽管发展中国家常常遭遇国际金融市场的不测波动，那么发展中国家怎么会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纷纷解除对国际资本的管制？让学生寻找这些国际政治经济学事件与现象发生过程中的参与者及其行动，他们的想法、预期以及行动如何逐步推动了结果的出现。

3.“自然实验”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教学社会学科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实验研究。

自然实验是实验研究的一种，不过自然实验却不这么“自然而然”的。首先，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会影响我们的研究对象；其次，自然实验不是实验室的实验，而是观察研究，它不需要研究者去控制实验。

因此，自然实验往往是研究者难以控制的，研究者难以改变研究对象的政体形式，也难以对研究对象实施殖民统治。但是，社会和政治的变迁却让研究者可以观察评估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早年的自然实验源自自然科学。在１９世纪中期约翰·索尔（ＪｏｈｎＳｎｏｗ）展开了一项关于伦敦霍乱的研究。当时伦敦流行霍乱，由于人们不知道霍乱的传播途径，因此对此一筹莫展。索尔发现，伦敦有两家自来水公司。第一家是南华克＆沃克斯豪尔公司（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ｋ＆Ｖａｕｘｈａ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ｙ），它在泰晤士河的下游取水。第二家是兰贝斯公司（Ｌａｍｂｅｔｈｃｏｍｐａｎｙ），它在泰晤士河上游取水。索尔发现，饮用兰贝斯自来水公司的伦敦居民大部分没得霍乱：霍乱患病率为３．７％而饮用南华克＆沃克斯豪尔自来水公司的居民患病率为３１．５％。因此，自来水公司的选址为当时索尔的自然实验研究提供了观察的机会。这让索尔能据此推断：取水管在下游的公司饮用水，被伦敦的排水污染了。索尔判定霍乱是通过饮水而不是空气传播。贾雷德·戴蒙德在其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也运用了自然实验的方法。在１８３５年，有５００名毛利人登陆查塔姆群岛，灭掉了那里的莫里奥里人。事实上，毛利人和莫里奥里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他们在一千年前分道扬镳，分别定居在不同的两个小岛。这样的定居为自然实验的研究提供了机会。为何定居在不同的小岛，会导致两个族群不同的后果呢？在比较政治学中，自然实验研究比较有名的案例是有关赞比亚和马拉维族群冲突的研究。这两个国家都有相同的两个族群。在马拉维，两个族群所占的人口比重比较大，因此在政治竞争中，各方都是政治联盟争取的对象。两个族群被动员起来，相互敌视和竞争，引发持续的冲突；而在赞比亚，由于两个族群所占的人口比重比较小，因此这两个族群在政治上被忽视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动员起来，反而双方能安享太平。非洲疆界的武断划分把两个族群划分到两个不同的国家，这为自然实验的研究提供了观察的对象。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基斯·达登（ＫｅｉｔｈＤａｒｄｅｎ）从苏联解体提供的机会展开了自然实验的研究。由于苏联解体，把以往原本在一起的政治实体划分为不同的国家。解体以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抱有迥然不同的态度。它们的经济决策可以分为三类：迅速加入世贸组织（如立陶宛等国家）；基于与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联系成立区域关税同盟（如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等国家）；还有国家则采取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如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异？由于苏联的解体，研究者根据这一自然实验可以展示三类国家政治精英理念的差异影响了其对外经济决策。在不同的国家，持不同理念的精英占主导地位，会带来显著的对外经济政策差异。在有的国家，主导精英的理念是苏联一体主义（Ｓｏｖｉｅ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ｉｓｔｓ），这些国家会选择加强与前苏联国家的经济联系，建立区域贸易集团。在主导精英持自由主义理念的国家会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在主导精英持有重商主义理念的国家会选择了闭关自守。事实上，苏联的解体是自然实验展开的基础，作者展示了不同的理念会导致这些精英做出非常不同的国际经济选择。而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些素材来向学生展示自然实验。比如，我们来看历史上英国殖民地在当前的发展现状，就会发现它们发展呈现很大差异。就发展程度而言，澳大利亚、新加坡已经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而同样被英国殖民过的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则深陷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泥潭。当然，还有一些国家处于中间位置，它们既不是最好的，也没有成为最糟糕的如斯里兰卡、埃及等国家。英国的殖民为我们提供了自然实验的场景。因为英国对有的地方采取直接殖民的统治形式，有的地方则采取间接殖民的统治形式。学生需要从中探寻历史上采取不同的殖民形式，为何会引起经济绩效的差异。

4.结 语

除了上述几种研究方法可以运用到课堂教学，社会科学中还有大量的方法可以丰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包括个案研究、比较历史分析等。而将研究方法引入教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锻炼学生寻找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规律，让学生更有章法地寻找规律，进而提高思维水平。

内森·罗森博格（Ｎａｔｈａｎ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等人在《大学在产业技术进步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像斯坦福大学等美国大学并没有为硅谷直接提供技术，并没有实现“产学研”的无缝对接。罗森博格指出，人们需要走出以往的误区，事实表明，大学不是新产品的发明者，大学的目的是培养人。大学从事的学术研究培养了一批人，让这些人加深对技术的了解，这样才推动了美国技术与产业进步。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目的也不是直接服务于中国的对外经济战略实践。在教学中引入社会科学方法的目的也是通过学习研究方法，培养学生更娴熟的技能寻找因果关系，更清晰的思维分析问题。大学的学术研究培养了一批人，让这些人加深对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理解，这样也可以更长远地服务于中国对外政治经济战略与实践。

文章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