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发展中的中国话语建设之三

来源| 《上海思想界》2016年第5期

陈尧|上海交大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比较政治系教授

第一步，对西方的或者中国学界现在使用的这一套西方化的概念、理论、观点要进行反思，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具有普遍性，哪些是区域性的，一定要反思。

第二步，经济社会地位提升了，制度上肯定有贡献，不可能在非常糟糕的制度下产生完全背离的社会经济结果，这就是我们要总结的：我们的经验在哪里？

第三步，中国政治学要有更好的发展，就要走向世界。

▍陈尧：这就是包括我自己也在做的第一步工作，对西方的或者中国学界现在使用的这一套西方化的概念、理论、观点要进行反思，哪些是可以借鉴的，哪些具有普遍性，哪些是区域性的，一定要反思。

比如说关于民主变革、民主转型的研究，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反思四十年以来的西方民主化研究，得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思考。

西方民主化研究是整个政治学学科里最热的领域，甚至出版了几份专门研究民主化的专业刊物，如Journal of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但是，这么些年来，西方民主化研究背后的认识论、方法论出现明显的偏差，这是我文章里的主要观点。

西方民主化研究在运用科学方法时非常熟练，充分使用经验方法，实证的、量化的技术，在技术上没有问题，非常科学，但是问题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出现了偏差，导致即使研究技术再科学，得出的结论也是不客观的。

我观察西方的民主变革研究，发现在认识论方面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亨廷顿出版了著作《第三波》以后，几乎所有的国际学者都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政治变革都是朝着民主的方向转变，中国学界也是这个观点，但是现在来看，真的是如此吗？

第三波以来的转型国家真正成功有效地建立了民主政权的非常少，一百多个国家中也就十几二十个，大多数国家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这到底是属于向民主转型还是仅仅发生了政治变革？像伊拉克、埃及，这些国家是不是真正发生民主变革了？其实大多数国家是换汤不换药，只要通过选举产生的政权就不再是威权政权了。所以这是基本的认识发生了偏差。

第二，西方民主化研究认为民主是政治发生的唯一目标。民主肯定是值得追求的目标，民主能够让大家能够获得平等的发言权，政治参与权，但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就只是追求民主吗？生活水平的改善，人身、财产的安全，各种权利的保障，社会公正等，也是政治发展追求的目标，民主只是其中的一个。

民主政府制定的政策肯定会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但民主制度只是影响民众生活的公共制度之一，而非全部。不能对民主的期望太高，不能指望民主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如果实现民主了，上述这些目标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这是理想，但现实显然不是，这就要将不同的政治目标分层、分步骤实现。所以这也是西方民主化研究的问题。

第三，认识论的偏差，认为民主就是建立自由主义民主，如弗朗西斯•福山在1989年撰文提出“历史的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殊途同归，最后必将建立自由主义民主。但是我们现在发现，自由主义民主并非后发展国家选择政体形式的一剂良方，相反，由于脱离了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转型国家纷纷陷入了自由主义民主的泥潭。自由主义民主本身也日益面临着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困境，政府功能普遍失调，在社会安全、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越来越难以满足民众的需要。

世界上完全模仿美国建立的民主国家也非常少，大多数国家的政治体制都有自己的特点。那种认为先建立选举民主，再建立自由主义民主的路径并不具有普遍性。各个国家需要结合自身条件，依据历史、社会经济水平、宗教、政治文化甚至国际形势，寻求适合本土国情的政治制度。

第四，认为民主化不需要任何前提条件。该观点认为，建立民主政权没有任何门槛或前提条件，民主变革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所有国家均适合民主体制，连最穷的国家也不例外。

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有许多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布隆迪、尼日尔等国家匆匆建立了民主政权，但是民主化后这些国家在社会经济方面没有任何改善，甚至遭遇了政党恶性竞争、经济水平下滑、严重贫穷、内战等局面。

回顾历史和审视当代，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要有一定的前提，不是想建就能建立的，在政治发展之前至少要保证基本有效的政府，要有基本的社会生活和正常的秩序，否则建立民主政权有什么意义？

我们现在看一些关于伊拉克、叙利亚老百姓的调查，这些国家的老百姓要不要民主？要什么样的民主？吃饭都成问题，生活都成问题。现在西欧面临着严重的难民问题。

国际学术界有一个观点认为，难民问题很大程度上跟美国和欧盟的民主推动有关系，他们采取民主推动的策略，认为民主政权的建立不需要前提条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推行民主政权。美国和欧盟十分起劲，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

第五，认为民主化或者民主政权的建立，主要靠精英领导者设计就可以了，民主是一个工程，可以像造房子一样搭建起来。西方就有一种民主工程学或宪政工程学的理论，将民主化看作是一种建构民主事业的工程。

但是现在看来，这种观点明显有缺陷。在政治精英推动、领导下建立民主，仅仅是在中央层次上建立了选举制度或者构建了多党制的局面，但是在地方层次、广泛的社会领域和基层则根本没有变化，还是传统的治理方式和政治运行方式。民主化缺乏坚实、稳定的根基，即便在中央层次建立了所谓的民主政权，也是徒劳的。

从我个人的研究来看，第三波以来的西方民主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国际上有大量研究者做出了丰富的研究，但是在认识上有缺陷。即便使用实证研究，借助大量的统计数据，包括国际上有一批数据库如世界观价值观调查、民主晴雨表、东亚民主调查等，全部是按照自由民主主义的标准，调查问卷设计存在问题。

国外学者包括不少国内学者，基本上都用这一套数据，最后得出结论：现有的国家要么属于民主，要么属于不民主，把政权形态简单使用两分法来分类，这是非常不科学的。

在对西方的学术概念进行反思方面，日本做得比较好，日本现在有很多反思后形成的概念。前几年我去日本访学的时候，日本政治学者谈“亚洲式民主”，阐述民主为什么在亚洲成立，为什么在亚洲国家有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事物。这一套解释肯定是西方民主无法回答的。日本学者经历了反思阶段，提出了相对普遍性的、有区域性经验的理论。所以这是第一步，首先要反思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我们现在也开始做了。

第二步工作就是中国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了，在政治上肯定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情况、新关系。目前上海的人均GDP达到了1.5万美元，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发达城市的水平。中国的人均GDP也达到了7千多美元。经济社会地位提升了，制度上肯定有贡献，不可能在非常糟糕的制度下产生完全背离的社会经济结果，这就是我们要总结的：我们的经验在哪里？

在这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或思考的问题中有几个非常重要，在国际政治学界也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西方民主都是竞争性的民主，而中国是一个执政党的非竞争性民主？这也是中国政治中的关键之问。西方竞争性民主搞得比较好的国家如美国、英国，中国的非竞争性民主也能够进行有效的治理。

在西方观念里，政治的领导人或者执政党产生只能是通过竞选，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不通过竞争的一个执政党也能够稳定有效地执政？那种认为竞选是解决政治正当性唯一途径的观点是否不成立？怎么来回答？我们现在就要回答一个政党也可以取得政权的正当性问题。

同时，在西方多党竞争的理论中，通常认为政府更替只有靠多党竞争，通过几年一次的选举轮换，才能解决执政党向选民负责的问题。用这个理论解释中国又不通了，唯一一个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非常负责，这一现象怎么解释？刚刚周建勇老师讲，党建工作者也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政党居然比西方多党竞争、选举竞争的执政党还要负责，怎么解释？实际上，近年来通过西方政党竞争产生的政府越来越脱离选民的约束，越来越不负责任，这也是现实。

▍周建勇：使命型政党，我跟刘建军老师、严海兵师弟在《创新与修复》这本书里面曾经论证了这个概念，我记得复旦大学的陈明明老师用了这个概念。

▍陈尧：这是道义上的解释，比如道德的解释。

▍周建勇：我们承担着某种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所讲的天职。

▍陈尧：但是这只是一个表象，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负有使命？回答这个问题，只能凭借中国的经验。现在我们可以来寻求答案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以后提出了一些新概念，对此政治学界可以大做文章。西方很多学者讲中国，经济不好的时候是不民主造成的，经济好的时候也说你不民主，这个怎么解释？如果我们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个民主范式，永远没有办法回答，永远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是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国家治理既包含了如何回应社会的要求，如何使社会变得更好，同时，国家治理也包含民主的成分。如果不民主怎么进行持续的、长远的治理？所以这个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西方的民主范式。作为国内的研究，要建立、形成自己的理论，这些经验的东西完全可以总结、提炼起来。

这么多年来，政治学界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研究，农村基层政治研究可以算一个，在国际上有一定话语权，有一定的借鉴性。基层自治依托于村民自治和村委会有不少成功的经验，相对而言，城市基层自治比较弱一点。从农民自治中形成的基层民主尽管有不少问题，但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哪个国家有如此广泛的在执政党领导下的基层自治实践？这是我们值得总结经验的地方，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目前做得比较好的研究，就是研究中国问题，用比较科学的量化的或者案例研究的方法来做调研，把在中国的发现和问题讲给世界听，这就是我们走出去的路径之一。中国的研究受到关注首先要有经验，有经验人家就会借鉴；中国也有不足的地方，中国的农村基层自治也存在许多不足，也可以讲出去，让别人看看怎么来解决。现在国际社会有很多人在关注中国，中国经验乃至中国问题，都需要有话语来解释。

第三步，中国政治学要有更好的发展，就要走向世界。我们在未来一定要走出去。为什么福山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力？福山是日裔美国人，但他关注的不是日本问题，也不是美国问题，而是全球性问题。

美国经济学界有一个土耳其裔学者阿西莫格鲁教授，曾获得过仅次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拉克奖，他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国内很有影响，该书谈论的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国家发展问题。中国学者在国际上要有话语权，不能只是谈中国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好一些，关注的人就多，经济发展不好，关注的人就少。一直以来，关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的研究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是小众学科，随着这几年经济发展了，后发展国家也好，西方发达国家也好，关注中国的人多了起来。

但是只讲中国问题远远不够，因为中国毕竟是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案例，我们要走出去。现在国内的学者语言背景不错，像进入交大任教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名校毕业的，交大现在的政策是国内高校毕业的博士不招。

中国高校的研究经费也多了，一个课题动辄数十万元，完全可以到国际上去做比较研究，包括政党比较研究、国际共产党建设的比较研究。过去存在的许多障碍，现在基本上都不再是问题了。

我们走出去做比较研究，从研究技术上来说没有任何问题，中国的学者比美国学者甚至更有优势，中国人擅长搞计算，这个东西并不复杂，美国人怕麻烦不愿意学这个，我们完全可以做，但是不能用很好的量化技术只研究中国问题这一小众话题，我们可以研究后发展国家，对后发展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我们可以以更宏观的视野去研究全球性的问题，这样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中国的历史研究其实做得很好，但是为什么走不出去？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研究对象集中于中国历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研究使用的是中文，所以尽管研究做得很好，但人家很少知道。

走出去进行比较研究，必须用国际语言讲国际问题，思考一些国际社会普遍性的问题、世界性的问题、全局性的问题，这是我们作为政治学者最高的追求，这样做才能真正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